今年8月，陈舒祺从北京搬回成都，成为故乡的“新移民”。从18岁离开，到如今归来，8年间，她辗转苏州、伦敦、北京3座城市，在“流动”中看见更大的世界：苏州的“腔调”藏在时令饮食里，伦敦像一块文化调色盘，北京则有一种粗放的城市美感。这些城市都曾与她产生共鸣，可真正生活其中的感受却不同。

“你知道自己不属于那里，只是一个看客，生活犹如走马观花。”陈舒祺说。那些共鸣并非虚假，只是面对不同的生活方式时，她清晰感受到与异乡之间的距离，意识到“外面的月亮也不太圆”，反而“月是故乡明”。

如今，不少年轻人回到故乡工作、生活，不再将“远方”视为唯一的答案。出走、迁居、回流，都是寻找自身位置的方式。“回流”并非退缩，而是在遥望与回望后，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“主场”。

出走，成为“异乡客”

18岁时，故乡是陈舒祺的“枷锁”，远离是为了“挣脱”束缚。由于高中时父母管束很严，她更加向往大学生活：离家远一点，没有拘束，也能看看“外面的世界”。

在走过的三座城市里，伦敦最接近陈舒祺想象中“外面的世界”。在那里，她看到不同文化交织的魅力，却也在一次游泳经历中感受到与这座城市的隔阂。那天，她独自去游泳馆，空腹下水，游了一段时间后出现头晕、乏力等低血糖症状，而馆里没有其他人。她想呼救，却忽然意识到，面对关乎生命安全的问题，自己竟还要思考如何组织语言才能得到有效帮助。那一刻，她确认了自己的“异乡”身份，也萌生了返乡的愿望。

如何应对孤独，是一个人在异乡的必答题。回到北京后，陈舒祺成为独居青年，随之而来的，是朋友圈的“断层”。“我在北京的朋友多源自学生时代，工作后少有机会结交新朋友，人际关系可以说是在‘吃老本’。但许多朋友与我的工作节奏是错位的，约饭、聚会，时间常常对不上。”她说。

每天下班打开出租屋的门，陈舒祺却没有“到家”的感觉。那只是一个装着家具的房间，空洞得像一个漩涡，她在其中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开始怀念“回家有人等候”的感觉。后来，她养了一只名叫“麻圆”的柯基犬。“每天回家，有一个小东西在门口等我，会让人觉得有生气，不至于太死寂。”回成都时，她“花重金”给麻圆买了一张机票——那是她在北京唯一的“家人”。

回到生活的“主场”

大邑县是成都市下辖的一个县城，郑宇鹏出生于此。从马来西亚留学归来后，他在成都市区找到一份游戏公司的运营工作。尽管离家不过几十公里，他却始终以“蓉漂”自居。

在他看来，故乡是一种“底气”。与成都本地同事相比，他始终觉得自己是“局外人”。“我现在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，房租一个月2100元，已经花去了工资很大一部分。但比起家乡的父母，我却总觉得这里的归属感并不强烈。”他说。

而对于回到故乡的人，他们获得的不只是更低的生活成本、更熟悉的烟火气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与家人重新建立连接、在一桩桩具体的生活事务中，找回了自己的生活“主场”。

让“洄游”成为求解的过程

刚毕业时，黎诗安曾入职一家头部私企。在工作节奏紧张的环境下，她感到作为职场新人并没有获得充分的成长空间。带教人简单交代几句后，便把她交给一名平级同事。 colleague work繁忙，也认为带教并非本职，没能给予指导。就这样，毫无经验的黎诗安需要很快开始独立承担工作，甚至还要为结果担责。

相较之下，回到县城后，带教黎诗安的前辈非常耐心，教给她实质的干货，也给予她陪伴和鼓励。在县城做财务工作的不少同事并非科班出身，而她作为专业毕业生，能够进入对口岗位，为工作提供实质帮助。这也让她意识到，学生时代学到的知识，无论身处大城市还是小城市，都能发挥价值。

同时她也发现，如今的县乡可谓“藏龙卧虎”，不少与自己学历相当甚至更高的人，也在回流县城、乡镇，甚至农村。有人因为家在本地，有人看重稳定，于是选择回到家乡。这或许也印证，实现自我价值和成功，从来没有唯一的尺度。当自己心中有衡量的尺度，才会有勇气打破常规。

对于陈舒祺而言，打破常规也意味着新的开端。在上海的设计事务所实习时，她希望自己能尽可能发挥专业所长。但经历过上海的实习和北京的工作后，她逐渐发现，比起在看似正确的路上埋头赶路，自己更希望能够持续探索、接受挑战，获得平衡的生活状态。

如今，在家乡企业的投资岗，陈舒祺负责部分商务拓展工作，从项目洽谈、商业合作，到可行性研判、投资决策，她都需要参与。所在行业关注产城融合，这让陈舒祺感到自己的专业背景有了新的用武之地，有挑战性，却也更具价值感。

看过“外面的风景”后，陈舒祺觉得自己找到了答案。“其实大家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声音，只是需要去证明那个答案是对的。”所以她选择了“出走”，去生活、工作，去探索，直到最后答案浮现，像是做了一道高考数学的证明题。身处答案中，解题的人觉得自己不得要领，但求解的过程，有时远胜于答案本身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玉鑫、陈舒祺、黎诗安、郑宇鹏、冯景怡为化名）